煤炭大省行业整合重组全面铺开

（二）美国法上规制性征收引发的征收泛化现象 规制性征收诞生于1922年的马洪案，然而，该案仅仅确立了政府规制可以被纳入征收规范予以调整的可能性，却并没有为规制性征收奠定一个坚实的法理基础。

[28]又如，纳税人偷税、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第63条规定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最低50%的罚款。当然，这必然增加行政机关因听证产生的人力、财力成本，但相较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上述成本的付出是值得的。

如此有违过罚相当的本意，也无助于处罚目的的实现，更不符合实质法治理念。不确定法律概念首先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个案适用离不开权衡，有时甚至需要预测未来。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符合相关规范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适时减轻行政处罚，无疑是校正畸重罚则的一剂良方。法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在具有法定减罚情节时，适用减轻行政处罚。配置适当的程序是实现尽职免责的最佳选择。

那么，通过怎样的程序，方能实现尽职免责的目标，进而使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愿意且敢于逸脱法定情节减轻处罚呢？ 第一，存在法定情节之外的其他量罚情节时，应予听证。[45]参见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载《法学家》2015年第4期。[35] 最后，前述解释方案最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

其次，受指摘法律规定了三种语言教学形式，法语和地方语言双语教学、地方语言课程教学和地方语言的沉浸式教学（enseignement immersif），宪法委员会认为沉浸式教学违反宪法第2条第1款。[55]在此意义上，法工委同时认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的违法性和违宪性是正确的。首先，应当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源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相比之下，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将通用语言作为国家建构和创制共和的基本要素，而且其现行1958年宪法逐步确立了官方语言+地方语言的双重结构。

[41]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为促进国家整合并推行中央政令，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39年9月28日颁布了旨在统一语言的首部法律即维莱哥特雷法令（l 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规定行政和司法文书必须以法语书写。

[16] 宪法第2条原本规定了国徽、国歌、国家信条和原则等国家标志和象征，它在整体上是第1条关于国家不可分割性与公民平等性的延伸。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不断水乳交融，必须尊重语言不断通用化的自然规律，实现通用语言的规范建构。该《宪章》在通过当年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签字，并于1998年3月1日正式生效。但从审查技术上讲，合法性审查解决不了，才有必要提交到合宪性审查的层面，[54]法工委为何看重合宪性问题呢？这是因为通用语言必要性的价值基础不是在法律而是在宪法中，特别是前文所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在国族历史、任务目标和国家结构上的体现。

由此形成目前的双语教育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民族平等和团结等要求。[30]尤陈俊：《法治建设的国家能力基础：从国族认同建构能力切入》，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在任务目标上，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尽管如此，法国亦不能完全无视地方语言保护的需求，不能脱离欧洲整体的政治法律环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也明确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传统口头语言和文字。[19]Article 40 de la loi constitutionnelle n°2008-724 du 23 juillet 2008. [20]Laurent Malo, Les Langues Régionales dans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 à Nouvelles Donnes, Nouvelle Réponse? in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2011/1(n°85), p.70. [21]历史分析可见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9-483页。

[2]书同文的说法最早出现于《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即：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

但多元和一体必须保持总体平衡，因此，地方语言不能在国家公务或公共服务领域完全取代通用语言，不得损害通用语言特别是规范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尽管语言早已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书写一致，但传统汉字难读、难写、难认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普及和传播，再加上方言俚语的影响，革命者不得不将革新语言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在形式上主要集中在第4条，而对第19条的关注较少，在内容上普遍偏重语言权并低估通用语条款，动辄指摘国家推广通用语的行为违宪，如认为对普通话作强制要求的做法有违宪法精神，侵犯了公民的语言权及其他一些相关权利。应当指出，在少数民族学校中，不但应当学习本民族的语文，在中学或者高小以上学校应当同时学习普通话和汉文，这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是很有必要的。修宪者不惜改变第2条原有各款的序号，将语言条款置于该条的首款，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语言对单一国家的重要性。在国内，法语并未覆盖全体国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在新闻媒体、广告商标等日常使用中受到英语的蚕食，一系列英语词汇借助外来语的形式侵入法语。

比如，前文所专门论及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第3款，其中将地方语言教育置于通用语言之上，从宪法角度来讲有欠妥当，尽管可以适用新法（《教育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但仍有必要适时对该规定进行修改，以保持法律之间的一致性。[14]尽管在第三共和时期，学术界开始关注保护地方语言的必要性，国家排挤和打压地方语言的政策也受到诟病，但法语已经在事实上成为通用语言，并完成其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

从个人角度而言，语言权或语言自由是不容否定的，包括中法两国宪法在内的现代民主宪法都会保障私人生活中的语言选择和使用，我国宪法更进一步承认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宪法基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更好地兼顾了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实现了宪法中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平衡。

二是偏重国家建构和推行通用语言，比如法国。但审查建议又不是由公民提出，从国家机关的提请主体形式本身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国家整体立场，即从维护通用语言和促进国家建构出发，而不是从保障语言权的角度出发。

通用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国家统一的必要载体，也是国族认同的主要纽带。更有甚者，通用语言的有无在终极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这是历史上首次确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宪法地位，为捍卫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诸多做法奠定了宪法基础。[13]陈健宏：《语言与国族的文化辩证：法语的案例》，华艺数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二、通用语言作为统一国家建构的基础 现代宪法对于语言问题大抵有两种态度：一是偏重个人自由并保障语言权，比如德国。[36]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1]Ferdinant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T.9,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39, p.176. [1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40]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是保证少数民族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使各少数民族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首先，是对1994年《法语使用法》的审查。[46]尽管该案并不直接涉及法语，但宪法委员会实际上将宪法第1条和第2条关联在一起，并为后来论证法语地位提供了国家建构的基础。

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一）大革命、国家建构与通用语言 法语对法国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38]第139条规定的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对诉权的保障，并不是对语言权的宣告。这些判决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法语作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时期（1992年修宪以前）、法语作为宪定的官方语言时期（1992年修宪至2008年修宪）和双重语言条款结构时期（2008年修宪以来）。

国家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实施双语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那么，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是何关系呢？这就必须在整体上解释《宪法》第19条与第4条的关系。

（3）通用语条款出现在教育条款中，而非国家标志章，这种位置安排既能与第4条第4款的规定兼容，又为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奠定了坚定的宪法基础和灵活的空间。在我国宪法中，必须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语言条款进行系统、客观的解释，深刻理解宪法语言条款的双重结构。

[25]翁金箱：《当前中国语言权立法状况之分析——以近年来的语言事件为契机》，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法语的内忧外患逐渐显现。